钱穆先生

钱穆, 国史大纲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钱恩鑅，字宾四，是出身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及作家等，亦是吴越钱氏的后代。他是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中学的共同创办人。

他在民国时期是一位有贡献的学者，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宾，任教于集美大学，江苏中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后来是新亚书院的创始人，后来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与同时期同窗的瞿秋白、刘半农不同，钱先生是关心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是守护者。也与胡适傅斯年他们不同，他主张的不是单纯的从考据派的角度出发，而应该将历史穿联起来考察，还应该从文化历史等角度去考究。同时期来往的还有梁漱溟、吕思勉等等。

以上应该就是国史大纲中最广为人知，也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了。

从这部分文字中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钱穆先生的态度是比较保守。他是一位尊重儒学思想的人，是一位传统的学者。

这一点，我以为不光从对待历史的角度，对于很多我们平常接触的事物也应该如此，我们应当对不甚了解的事情持保留意见，像钱先生自述的那部分，罗素曾经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钱先生想讲的历史，更可不叫人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并且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言中，钱先生也写道，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的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也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具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一二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亦当时，一大部分人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过去的一切封建礼教都要推翻，过去便是带有帝王专制的社会，其实并非如此，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前书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由《周礼》进步而来，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到，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绝不会凭空无端的产生。所以从一些钱的作品中也能读到关心中国历史，并费心去呵护的，并非为因循守旧。

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人们宣扬一种思想，并非因为它是对的而宣扬，而往往还出于很多其它的目的，从两个凡是到真理大讨论，我们的前人们经历过多少磨难，这里借用顾准先生的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性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被打倒，正如对应于现实，我们应当保持独立思考。